台灣最低工資（基本工資）已確定於2020年元旦起上調，法定最低月薪將調漲新台幣700元，來到23,800元，最低時薪調漲8元，來到158元。據勞動部預估，月薪調漲約有183.26萬名勞工受惠，而時薪部分預估約有48.33萬名勞工雨露均霑。

此次最低工資的調整，是蔡英文執政期間第四度為勞工「加薪」。為此，蔡英文指其執政迄今，累計調高月薪3,792元、時薪38元，已超越馬英九執政8年的漲幅，她自信表示：「我的想法很簡單，經濟有成長，果實就應該分享給人民！」「希望減輕年輕人及勞工朋友的負擔，我們會繼續努力！」

雖然在蔡英文任內，最低工資每年都漲，但單靠最低工資這個工具，以及溫和的調幅，就足以讓青年和勞工告別低薪，使經濟成果公平的與勞工共享了嗎？

不能迴避的政治責任

相較於蔡英文前3次月薪年平均約4.86%的漲幅，這次約3%的調幅雖是歷次最低，但四度連番調漲的最低工資，仍引來主張凍漲的資方代表大動肝火，指責政府「獨斷獨行」，甚至直言：「憑什麼？」

拒絕最低工資調漲一直是工商團體的主流意見，其中更極端者，甚至會主張「廢除最低工資制度」，他們基本上認為，由政府調控最低工資是有違市場「自由議價」原則，會對市場經濟造成各種負面影響，包括隨著人事成本上漲，中小企業會營運困難、勞動力需求減少，社會失業率會上升，也會直接反映在物價上漲等問題，也會「勸導」政府對勞工「別愛之而害之」。

由「政治決定工資」，雖然不符合由「市場決定一切」的原始經濟學主張，但這樣的主張，隨著社會越來越不平等，受到越來越多經濟學者的質疑。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代表，就是力倡提高最低工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克魯曼認為工資並非完全由所謂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工資的調整更多是取決於政治、社會力量選擇的結果，例如工會力量和社會壓力的強弱。同時，其以美國部分州的最低工資調整高於聯邦標準的實例指出，調高最低工資，並未損害就業市場。

相似的觀點，也出自另一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其在《重構美國經濟規則》（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中明白指出，要消弭美國嚴重的分配不公問題，就得讓政策投資於經濟、投資於工人，具體的做法之一就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他認為，在總體需求不足的狀況下，透過最低工資提高基層收入，很可能會刺激經濟發展，也可有效地減少貧困，幫助那些靠最低工資度日的弱勢群體。

此外，考量審議機制的現實，勞資雙方的代表，原則上是很難對漲幅達成共識的，因此，官方的意向始終是調整與否的關鍵因素，這是執政者無法迴避的政治責任。

再者，最低工資要能發揮實效的一個重要前提，必須是高於雇主自訂的水準，這也是政府必須做出抉擇，而不能任「勞資自由議價」的緣故，否則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工資市場往往只能是「老闆說了算」。只不過，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執政者該斟酌的是，如何明訂應參採的指標，使調幅能在經濟成長之餘，讓勞工能實質分潤，而在經濟景況衰退時，仍能保障基層勞工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而非只是簡單的選舉考量。

在全球經濟陷入低成長、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之際，設定或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更成為許多國家用以減少不平等和刺激內需的方法。國際勞工組織（ILO）認為以工資成長為動力的經濟成長策略，對工資成長落後於經濟成長率的經濟體而言，更是可取，而設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水準，能發揮重要作用，且不會對就業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不願面對的「中位數」真相

最低工資的調控是保障基層勞工的重要「地板工資」，但為什麼說目前的最低工資上漲仍不足以扭轉台灣的低薪困局？一方面當然與現行的調幅，不論是相對本地的物價和經濟成長或同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各經濟體的年度調幅水準（約為5.16%），仍顯得保守有關，另一方面可從為什麼中層勞工會「無感」方面來觀察原因。

近幾年來最低工資的調高，確實降低了統計上的「低薪」的人數比例，但實際上仍未讓台灣勞工告別低薪。從「最低工資佔中位數工資」的比重，雖自2012年的51.69%攀升至2017年的53.64%，（參考OECD指標，此數值約為中位數工資的66.6%），也映照出台灣中層勞工的薪資停滯困境。

若要票選2018年度政治人物的「幹話」，賴清德錯把「平均薪資5萬元」視為能反映多數勞工薪資水平的說法，肯定榜上有名。因為這「名不副實」的工資水準完全偏離事實，聽在民眾耳裏不是無感，或是懷疑數據被動了手腳，就只能是惱火。

實情是，隨著所得差距的擴大，平均數易受到少數高薪者的影響而拉高，所以早已不再具有反映多數勞工薪資水準的意義，因此國際間的經濟統計，多改由「中位數」來反映薪資水準。根據主計總處現有的中位數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勞工每月的薪資中位數約為3.9萬元，換言之，有半數勞工未達此薪資水準，而2017年的薪資中位數相較於2012年的3.6萬元，僅增加了3,000元，平均每年僅增加約600元。

此外，從薪資分佈可知，台灣尚有將近七成的勞工的薪資，不若政治人物所言「月薪達5萬元」，而且這未達「平均薪資」的人數，以及「薪資中位數偏離平均薪資」的程度，皆有惡化的趨勢，一定程度顯示台灣中層勞工薪資的停滯不前，以及所得差距的日益擴大。

這些都是民進黨政府藉「平均薪資創新高」或「最低工資連年調漲」在拉抬政績時所不願面對的「中位數」真相，也難怪美國經濟分析局前局長蘭德菲爾德（Steve Landefeld）會說：「由於中位數的政治敏感性，其訴說的故事可能會讓一些政治人物不舒服。」

須兼顧發展與分配

儘管要真正改善台灣整體的低工資困境，絕非單靠提高最低工資這帖藥就能奏效，但它仍是政府能積極使用，以保障基層民眾最低生活所需的政策工具，而這很可能就是基層勞工每年唯一能獲得加薪的機會。

因此，如果能有計劃地、每年合宜地調高最低工資，此種「政治抉擇」並無不妥。何況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而言，從人均GDP表現來看，絕非沒本錢能給予總數近四分之一、所得低於最低工資的基層勞工有尊嚴的體面工資。

然而，如果要讓台灣社會能真正擺脫以低工資為成長動力的發展路徑，成為高薪經濟體，政治人物必須直面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根本矛盾就是「經濟成長人民卻無感」。若要真正告別低薪，台灣社會需要一個結構性的改革願景和發展目標，使經濟發展能與社會平等相結合，讓「經濟民主」成為壯大台灣的基石。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