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股指數從2013年初約7,800點，一路往上衝，2014年初達8,500點，2015年4月更突破萬點；然後急轉直下，如今又回到7,800點上下。面對此種情勢，利益團體結合民代不斷放話，要求政府廢除證所稅。如今總統選舉在即，更是成為熱門話題。證所稅何去何從，再度引起爭論。

　股市波動是常態，與國內外經濟景氣變化具密切關係。近來國內投資不振、進出口衰退、經濟成長減緩、產業競爭力不足、升級與創新緩慢，再加上全球股災、陸股大跌、希臘危機等外在因素，為肇致國內股市不安原因。不去有效檢討造成股市波動原因並積極圖謀對策，卻過度責怪證交稅及證所稅，成為「替罪羔羊」、「股市元凶」，其實並不公允。

　一般而言，個人課徵證所稅，應對上市、上櫃股票交易所得課稅，實乃稅改正途。然因影響層面太廣，在台灣一直難做到，而租稅正義又是民之所欲，故而政府在「先求有、再求好」的原則下，先是設定股價指數達到8,500點才啟動課稅的標竿；然而當8,500點即將達到時，又突然改弦易轍，一面採取緩兵之計，自2015年開始課稅；一面縮小打擊面，只針對出售股票超過10億元的大戶課稅；後來更因地方選舉而將課稅時程延至2018年。顯然政府在各方壓力下，缺乏對上市、上櫃股票交易所得正常課稅的誠意；如今利益團體趁此時機見縫插針，欲將如梗在喉之證所稅除之而後快。

　從理論上言，證交稅對交易毛額課稅，屬流通稅性質，稅率不宜過重，以免阻礙市場交易，除非政策目的在於打擊投機行為；至於證所稅，則是對證券交易之所得課稅，落實量能原則。兩稅在性質上截然不同，並無必然之互斥關係。然而有人認為目前證交稅之稅負過重，有調降空間，實應與證所稅一併考量。

　回顧開徵證所稅的討論，前財政部長及民進黨首席經濟智囊林全曾建議，在維持現行課徵0.3％的證交稅外，另行對交易額課徵0.1％的稅，視為證所稅。此種將交易稅視成所得稅，若無合理論述，在當時被認為是「指鹿為馬」。然而課徵證所稅演變至此，正統課稅方式實無能為力，延至2018年始對上市、上櫃股票課徵之證所稅，在「捉大放小」原則下，也只侷限在之售股金額超過10億元的大戶；並在核實課稅外，或按設算所得課稅，即對超過10億之金額課徵相當於0.1％的證所（交）稅，顯然只是聊備一格。

　既然證所稅的課徵已經淪落至此，就需在「核實申報」與「設算扣繳」雙軌並行之基礎上進行改革，除允許由投資人自行選擇課稅方式、內外資須一視同仁課稅，以及不必設定大戶課稅門檻外，仍須先確立三項改進準則：準則一，透過證券交易額課稅，必須事前宣告將其中屬證交稅與證所稅者明確區隔，以後不必再為此爭辯。準則二，改制後必須較現制更為進步，包括公平、效率與稅收等方面。準則三，證券交易之所得必須合理設算課稅，證交稅與證所稅之稅率安排須合乎課稅原理。

　日前執政黨總統候選人提出的稅改政見，似乎回到原點，只是將證所稅開徵前原本適用的0.3％證交稅率，明確切割成0.25％證交稅與0.05％證所稅，雖然合乎準則一，卻有透過減稅討好股民之嫌，所得認定也缺乏合理設算。林前部長的建議，合乎準則一與準則二，卻不合乎準則三，值得從證交稅率宜輕、證所稅設算所得須合理展開改進。因此，本文建議將證交稅率降至0.2％，另搭配相當於交易額0.2％的證所稅，由設算所得率1％及稅率20％計算而得；由於投資資金存放銀行之起碼報酬（即利率）均在1％以上，故以此設算所得比較恰當。

　至於量能課稅之所得重分配功能，仍為上述改革方案的缺陷，實有賴增加稅收強化政府支出角色來達成，例如加強弱勢家庭的教育與生活補助，甚至允許專款專用，有待朝野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