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考證，早在西元前四千多年的古埃及，為了籌措戰爭費，就已開徵遺產稅。而後古希臘、古羅馬也延續古埃及類似的遺產稅；古中國就不曾課徵遺產稅。具近代意義的遺產稅，始於1598年的荷蘭，爾後英、法、美、日、德等國在近300年內陸續開徵，也多為籌集軍費而設。我國的遺產稅法，創議於民國初年，國民政府於1938年10月頒布「遺產稅暫行條例」，明令1940年7月正式開徵，為滿天烽火的對日抗戰期間。

　遺產稅為所得稅的補充稅，被認為是落實量能課稅的最後一道防線。以往採取高度累進課稅，稅率經常高達50％、60％，以期達量能課稅目的；卻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賽局中，成為有計畫避稅對象，將資金移至免稅天堂，以致多屬突發死亡才課得到稅，故有「暴斃稅」之稱。美國諺語：「世事無常，唯可確定者，乃死亡與納稅耳！」；遺產稅正好結合兩者。

　在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經濟中，若是有些人領有大額遺產，則會影響起跑點上公平競爭地位，造成「富者恆富、窮者恆窮」之不正義現象。此時對有遺產者課點稅，拉近起跑點上的差距，並且協助窮人受教育、幫助弱勢者生活，如此遺產稅就成為「羅賓漢稅」，產生劫富濟貧功能。而公平正義的維護為普世價值，具有公共財性質，不能因遺產稅收比重小就不課。

　面對全球化的變局，臺灣在2009年1月23日對遺產及贈與稅（簡稱「遺贈稅」）進行重大變革，稅率由最高50％累進稅率改成10％單一稅率，以期降低避稅誘因，鼓勵資金回流。在遺贈稅大幅調降近五、六年來，申報件數在持續成長中，主要因為有些人不再花心思租稅規劃，正常繳稅將有助於租稅正義；有些原本就不做租稅規劃者，因少繳稅而得到一些獎勵，卻有損累進量能課稅精神。然因整體施政、產業政策、投資環境及投資機會等均未能配合，避稅資金回流沒有導入具生產性的投資或公共建設，卻成為炒股、炒房一股洪流，反而更加助長所得及財富分配不正義現象。經濟效率目標沒有達成，社會公平目標盡失，成為一種「得不償失」的稅改。

　由《財政統計年報》可知，遺贈稅率大幅調降後，除2010年稅收因含某特案而略增外，其餘年度稅收約由290億元降至約250億元，比改革前減少40億元。直覺上言，由於稅率降低及免稅額提高之效果，大於降低避稅誘因之稅基擴大效果，類似於拉佛曲線（Laffer curve）的「供給面經濟學」觀點並不成立。

　因此，目前10％的遺贈稅率，實有調高的必要性。觀察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即最低稅負制）之個人部分，為補充正常稅制的不足，採取20％的比例稅率，遺贈稅率可比照辦理；何況，屬主要資本利得的證券交易所得，其課稅規定已於今年取消，正可提高遺贈稅率來填補，增進稅制公平性。由於提高稅率有其難度存在，故稅率先行調高至20％，然後再考慮是否提高。

　其實，遺贈稅率由10％提高至20％，稅收增加不會多（約20億元），卻在現行環境下，略為展現追求租稅正義精神。未來小英政府擬以其稅收用來支應長期照顧制度，雖能切合高齡世代內「受益付稅」精神，然因遺贈稅八成劃歸市、鄉收入，如此「專款專用」恐會引起地方反彈；且今年甫開辦的房地合一所得稅收有限，是否能夠支持該制度推動，不無疑問存在。在如此情況下，極可能債留子孫，或是排擠其他政事支出，或須另行加稅（例如營業稅），值得進一步觀察。

　最後，我國現行制度是採總遺產稅制，又稱死亡稅，係按被繼承人的應稅遺產總額課稅，稅負高低與各自繼承金額大小無關。未來可改採分遺產稅制，即繼承稅，係以繼承人所繼承遺產之多寡及親疏關係課稅，稅負落實到各繼承人身上，且採取累進稅率課徵，將可與個人綜合所得稅密切接軌，更能展現量能課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