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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數位科技FinTech的是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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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不完全的現實社會,交易雙邊存在著資訊的不對稱性,那怕是眾目睽睽之下看王建民上場做救援,也只有當事人、教練與補手會比較確定接下去的戰略與投球球路,其他在場的局內人全都在狀況外。因此在過往以貨幣的取得,初步確認其權限與決策能力,簽賭也要先收錢;同時以貨幣轉手的銀貨兩訖作為商業慣例,願賭服輸,減少紛擾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在一方面,貨幣可做為衡量單位,讓並非同步發生的多次交易能有相同的轉換依據,還可以細分做價值切割;其次,持續的社會發展需要有決策能力的篩選與投資意願的確認,而銀行扮演的授信功能和債信評量,即是以放款與否和計息的高低來做信用擔保;最終,貨幣是低成本且能有效作為的驗證工具,讓多方的交易人馬靠著資金實力,而能有查核信用和參與經驗的判讀準據,將查證工作與資訊的價值都做到很經濟化。

 在這樣的社會體認下,總體經濟即聚焦在貨幣政策的管控,以所導衍出的信用鬆緊來調解經濟活動與引導作為方向,以避免在集體衝動之下的過度悲觀,或是淪落到巧取豪奪的惡循環。金融危機以來的量化寬鬆政策,更是最典型的總體調控;而晚近的經濟模型,即大部分立基於需有現金配合(CASH in ADVANCE)的交易限制。

 如今網路與數位科技的發展,不論是信用查核、資源徵集,甚或是多方人馬的對話與相互監督,都有即時且非同步的可能在;這是因為所有的影像登錄與交易活動的記載,都有可回溯性來做辨識證明,讓維護個人信譽的價值與集體獎懲的判定作為,成為可能。此外,無論整體生產以及庫存增減的必要,都得要配合需求落差來做調配管理,然而供需落差卻很難做適時的確認;如今有了RFID等的傳輸技術,就可以有分類歸檔和變動的預警作用,即時查證和責任追究有了依據之後,貨幣的交易功能與資訊價值自然下降。

 坊間所談論的金融技術(FinTech)與價值創新,金融政策上支持業者打亞洲盃的恢弘高論,觀點互斥、爭論不休,獨獨缺少對於管理現況的針砭和對於未來利基的想像,殊為可惜。更何況各個國家立基於發展階段的不同,在體制均衡與過往投資的必然限制下,本來就各有作為主張的。像是澳洲地廣人稀又缺乏金融產業的能見度,學習中國大陸的經驗來深耕FinTech,自然是如魚得水;美國長春藤大學的龍頭學府,利用MBA學生的海外關係,來到開發中國家發展網路金融,更是如虎添翼。

 但像是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在應有盡有的金融工具與服務創新之下,發展群眾募資或是網路支付寶,自然不是她的菜色;其實和台灣臨近的日本,對於FinTech也是高度戒慎恐懼的,還被倫敦的現任市長給奚落一番。

 基於職責所在,台灣金融監理機關對於主管業務雖然熟悉,但卻少了引流拓荒的氣魄;而咄咄逼人的民間業者,則是鎖定在不需取得特許資格、不用太多的人事,以及能夠規避金融檢查、規費與營業稅等的利得。

 看在經歷過雙卡風暴的卡奴救援,知道金融危機的政策監理缺失,以及以守護社會公益為職志的你我,這場官民鬥智的零交集,當真是情何以堪。

 若要擴大民間社會的自主監核與在金融管理上的變通放寬,首先,必須補強科技運用的能力以確保資訊的正確與即時匯總的警示作用;而能不只是避開營業特許身分的取得,或是規避在金融監理與貨幣政策上的配合義務。其次,FinTech不只是金融產業的網路化與資訊管理的再次升級,而是透過即時查核、集體聯貸和信用創造的種種可能,導引出尚未開挖的經濟能量來。

 面對台灣這麼多年來累積的外籍勞工關係,面對海外台商的全球拓展,面對台灣深藏不露的海外親情與資產實力,鎖定新藍海做FinTech技術運用上的深度開挖,透過虛擬貨幣甚至不需要有實質外匯的帳戶轉移,開創新業種來減少中間階層的剝削成本,台灣有的是海外關係做為基礎,要的是有共同意志做深度拓殖;唯獨不缺的是本位思考和只在家門前大呼小叫的嘴上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