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韓國瑜稱，為拯救高雄經濟「失落的20年」，實現「貨出得去，人進得來」政策，重新拋出「自由經濟示範區」的議題，引發國、民兩黨對於自由貿易特區論爭。無論是國民黨或民進黨目前都僅止於喊話，未提出具體的方案。除此之外，自貿區究竟能為台灣帶來什麼樣的轉變契機，或者台灣整體經濟發展將何去何從，是藍綠兩黨在口水仗之餘，不曾給出答案的重要課題。

拚經濟？藍綠先拚口水

國民黨延續馬英九時期政策重新提出《自由貿易經濟特區特別條例草案》，除召集黨內15縣市首長共同連署要求國發會支持自貿特區，國民黨智庫也以拚經濟為由，為自貿特區護航，國民黨主席吳敦義更指出，執政黨不應成為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絆腳石。綜觀國民黨態度，「開放市場」是他們為解決經濟問題所開出的一帖藥方。

民進黨政府則認為應延續陳水扁時期提出的自由貿易港政策，將貿易限定在貨物，更反駁國民黨版的自貿特區政策不可行。從民進黨的反對意見來看，出發點在於「保護台灣」的意識形態，但他們的藥方在哪裏？其實也沒有講清楚說明白。

事實上，在藍綠兩黨之外，工商團體與相關智庫學者也分別就自貿特區利弊進行爭辯。但令人困惑的是，無論是國民黨的自貿特區，或是民進黨的自由貿易港，兩種政策主張彷彿殊途同歸，但在當前台灣的主客觀條件下，這兩方案真能為停滯已久的台灣經濟注入活水嗎？

經濟特區曾在台灣發光

從歷史上看，台灣的經濟特區在政府政策規劃下，曾有過輝煌史。戰後1950年代經濟政策以提高進口關稅、限制其進口、以及外匯管制等方式，扶植民營企業的進口替代為主。為外銷過剩產能，加上當時先進發展國家，紛紛將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因而國民黨政府於1959年提出「19點財經改革」政策，採取自由開放、鼓勵出口等政策，期望由出口帶動生產；1960年公布《獎勵投資條例》，以租稅減免吸引外資；1966年更在高雄成立加工出口區，初期透過廉價勞工、優惠措施、技術合作、策略聯盟等方式，吸引工業廠商到區內投資，並策略性地引進新技術。

一直到1979年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為因應國際石油危機，政府主張將機械、電子、電機、運輸工具列為「策略性工業」。1990年則是透過《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發展資通訊（ICT）等十大新興行業，除了產業政策之外，同時搭配外匯與貨幣政策。

這些政策讓台灣的加工出口區成了國際間「經濟特區」的樣本，成為中國大陸、中南美洲等地區的參考，但這段燦爛歷史也為台灣的高雄等地區帶來低薪與環境汙染的代價。

問題在於，儘管台灣過往有成功的經濟特區經驗，但今日時空背景早已不同，舊思維、舊做法能符合現在的時代需求嗎？又或許，當今日重提經濟特區這個概念時，是否有順應時代變化的策略呢？

標本能兼治嗎？

環球經濟社社長林建山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現在談自貿特區，確實能為台灣的全球經濟戰略帶來一些助力，給台灣自1996年李登輝「戒急用忍」政策導致的封閉狀態帶來活水灌入的缺口。

順著這條思路，林建山指出，政府在自貿特區議題上應朝三個方向思考：首先，要促進投資；其次，開放服務業的交流，增加自由化程度；最後，台灣的全球化戰略應該是採取攻勢，而非守勢。也就是說，未來應著重思考如何進行海外投資，而非專注於防範其他資本的入侵。

儘管台灣對外號稱是自由經濟體，但林建山也提到，台灣許多法規其實比世界其他國家嚴格得多，未來，經濟發展仍應鬆綁法規，得減少對民間的干預，並認識到企業是台灣的骨幹。同時，更要排除意識形態對自由經濟的干擾，企業的運作應該由自由市場決定，而非政府強制介入。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陳信行則對本刊表示，自貿特區的想法是「老哽」，其策略主要建立在「投資」與「便宜產品」兩個想法。戰後台灣資源缺乏，前十年都靠美援，直到「李國鼎時期」才要求美國以投資取代援助，所以這只是一個階段性的策略，一開始推動自貿區只是過渡期。陳信行分析，任何自貿區的想法都是期待給予短暫刺激，並非長久之計。

須重視產業轉型與人才培育

有鑒於此，若是跟著藍綠兩黨的自貿區邏輯走，反而是畫錯重點，陷入認識誤區，而忽略了台灣經濟發展真正的癥結所在。

經濟特區的發展，應配合產業政策與產品供應鏈的策略，才能為日後發展奠定良好基礎。但目前在談開放市場時，往往缺乏的就是對台灣本身的生產聚落、技術中心做完整規劃，那麼所引進的資源可能就無法良好被利用。

進一步言之，台灣自1990年代以資通訊產業為主，至今仍處於轉型階段。20年來，物聯網、區塊鏈、雲端服務等技術推陳出新，在數位經濟時代下，台灣的產業面臨許多考驗。

尤其是企業如何在原有的基礎上因應新技術做調整，並建立新的商業模式，甚至開發屬於自身的生產鏈，才是重點任務。以台灣引以為傲的科學產業園區為例，其在物聯網、人工智慧（AI）的潮流壓力下，也將持續面臨如何從過往硬體製造升級為軟體開發的挑戰。

由此衍生出另一問題——事情總得由人來開發與執行，因此產業要轉型，關鍵在於人才。台灣企業主常說，在台灣找不到產業可用的人才，這種感嘆其實透露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培育人才？目前台灣教育體系與產業發展似乎有學用落差的問題，台灣的人才培育體系如何隨著時代變化而調整，並與產業發展之間進行搭配與合作。

二是如何留住人才？這牽涉到企業內人才待遇與升遷體系是否完善。科技部長陳良基於今年初受立委質詢時便直言，台灣無法留住人才的原因在於低薪，如何改善低薪的環境對於整體人才培育顯得至關重要。

對於科技部長的說法，陳信行則認為，台灣不是生產力不高而是市場不夠，真正問題在於內需市場不足。以往，外銷市場美國為主，1990年代後，當大陸、東南亞等地區加入加工市場後，台灣的美國市場需求開始停滯。至於其他國外市場，雖然台灣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都簽了，但歐洲市場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也漸無以為繼，那麼，政府能掌握的其實是只有國內市場。

陳信行表示，刺激國內市場是自李登輝以來歷任政府掛在口中的政策，那就必須提高台灣的薪資水準，才能促進消費。但政府往往顧及企業反彈而怯步。換句話說，低薪是台灣的老問題，但歷任政府都缺乏解決意願。

台灣經濟發展的滯緩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從近來台灣內部關於自貿區的爭議其實能夠看出端倪，民生之脈的經濟產業政策長期以來被政客厚重的政治意識形態與對政商利益所遮蔽。縱然「拚經濟」喊得震天價響，卻無人直搗問題核心，讓台灣內耗在虛無的口號動員之中。關於自貿區的藍綠大戰，硝煙瀰漫，恐怕又讓台灣錯失一次認真討論產業與經濟政策的良機了。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