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大新內閣名單出爐，國際媒體如下標示：「3月19日，劉鶴在新一屆中國兩會上當選副總理，預料將主管金融事務，正式從幕後走向台前。」
劉鶴是誰？對金融界而言是個陌生的名詞，但是熟稔中國政經社會者都知道，劉鶴為習近平的財經智囊。2013年習近平接見美國國家安理會顧問時，即曾這樣介紹：「這是劉鶴，他對我十分重要。」
今年66歲的劉鶴是一位經濟專業出身的學者型官員，他曾獲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學院碩士學位，並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任教。19大出任政治局（25位）中央委員之前，長期在中國國家計畫委員會（工業綜合局、政策研究室、長期規劃室）工作，參與歷次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5年計畫的制定，以及主持多項國家產業政策。2013年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後，劉鶴接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大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劉鶴正式浮上檯面。
習近平的經濟政策代言人
今年1月24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劉鶴擔任團長（李克強、習近平分別出席前兩屆會議、發表演講）。並就19大內涵及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動向，在大會發表演講。他指出，反對保護主義是習近平的國際貿易主張，在這個前提下，中國將致力加強產權保護、鼓勵競爭反對壟斷、繼續擴大中國國內市場的開放。
劉鶴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19大的的目標。由以往「高速增長階段」，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為達標的頂層設計精神。高質量內涵，即是由總量的擴大，到結構的優化；從「有沒有」向「好不好」的轉變。亦即在開放的狀態下探索大國發展新的模式，為新產業發展創造空間。諸如與新型城市化相關的節能建築、智慧交通、新能源等諸多綠色低碳產業，這些不僅為中國，而且為全球企業創造新機會。經由產業結構優化產生的關連效果，將中國人均所得由目前的8000美元，朝1萬美元以上更高的水平邁進。
他並且用具體的數據佐證（服務業佔GDP比重60％，比5年前提高5個百分點，消費對經濟的貢獻佔GDP58.8％，提高4個百分點。過去5年中國有8000萬農村人口轉成城市居民，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比5年前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農村貧窮人口由1億人，下降至3000萬；中國達4億人的中產階級消費市場正在快速成長等），中國經濟轉型已經發生。
供給面經濟的改革－去產能、去槓桿、打空污，是持續執行政策。在房地產領域去掉多餘的庫存，降低過高的槓桿率，降低社會成本；在整個經濟結構中補上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和制度性缺失，全面提升供給體系的適應力和創新性。其中影子銀行、地方財政債務等顯型的問題（去槓桿），預定3年內達標。他並確切的指出，未來將透過開放國內市場－產業的開放（如船舶）、進口關稅的持續降低、智慧財產權的保護等，執行中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影響百、千行業與萬種品項的商機，提醒歐美與會商界注意。他並在答覆主持人提問時回應：將在今年、中國開放40週年，完成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的開放。
劉鶴全程用中文演說，明確的說明中國經濟政策、改革方向、未來發展與執行進程。演說內容的規格與高度等同國家領導人，引發海內外高度的重視與關注，也印證中國近年來經濟發展的走向，以及各界對劉鶴學術思想與政策意涵的討論。
經濟論述與政策呼應
根據研究大陸經濟智庫對劉鶴2013年前發表的論述、講演分析，其經濟思想與理念，非同一般學者來自書本理論，他的觀點建立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和教訓。劉鶴思想和言論核心：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動力，應依靠國內市場需求帶動、積累人力資本、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應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進口必需的資源、技術）。經由城市化與工業發展合股，藉由教育資源整合調整收入分配，以及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利率、匯率機制，開放資本帳、建立債券市場用以調控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衝擊，以配合擴大進口、開放國內市場貿易平衡等）手段，拉動國家經濟轉型；因應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同時，建立中國產業新生態與機制的發展模式。
劉鶴認為，中國舊有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式，是建築在以美國為消費中心、中國為世界工廠的國際分工體系，已隨著2008金融海嘯、美國舉債消費模式崩解。中國應把握這時機，在既有基礎上（開放以來累積的經濟能量－所得、外匯存底、生產技術等增長），適時發展以人才和創新做為投入要素的經濟模式，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與轉型。將以往依賴資本投入、傳統低端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向以人才、創新、高端、科技為前沿的消費與服務業的結構。
並且，加大中國對外資本輸出的力度，藉由進口資源與技術（購買或併購），平衡國際貿易鉅額收支順差，建立國際合作新秩序。他主張，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動力應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積累人力資本和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應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進口必需的資源、技術）。
劉鶴的思想體系中，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金融體制的改革服務中國經濟轉型。他的基調偏向金融自由化，主張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建立債券市場，以為人民幣國際化後，沖銷產生的市場衝擊與消化能力。人民幣的國際化，則與平衡國際貿易收支、發展國內市場需求帶動、經濟轉型的總體目標相呼應。
他對金融體系的思考不僅於自由化，對於金融監理、金融體系存在的風險也有深刻的體認與警惕。2008金融風暴，美國舉債經濟，監管體系未能對新興金融衍生產品有效監理，以及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都是原因。他認為，貨幣政策不能只顧追求短期繁榮，應鬆緊適度，應降低槓桿、舉債比例，建立宏觀「審慎管理」Macro Prudential Supervision的金融監理。劉鶴認為1929、2008兩次危機共同點為新技術革命、產業全球化過程，發生產業、所得、世界領導者等再分配的效應，1929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領導者。言下之意，中國應審慎把握時機，抓緊大國崛起的通盤準備。作為「習領導」經濟掌舵者，劉鶴對中國經濟的轉型乃至世界分工體系的重構，有其影響；理解其經濟思想與政策意涵關聯，或將有助於台灣當局經貿策略的參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