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對台灣上市櫃公司喊話員工起薪3萬元，雖受薪族樂見，但實現時機更為關鍵。自由市場經濟主張，政府不應限制企業工資決策自由，應廢除基本工資制度，並認為工資提高的因素是生產力。

　一旦工資因生產力提升而提高，勞工購買力可提高，並反過來刺激生產力再提升的需求。生產力提升後的企業，其人力需求也需提高好讓產成長。這就是工資與生產力雙漲的好循環。反之，企業若無法提升競爭力，不要說調漲工資，就先被市場淘汰。

工資與失業率關係複雜，經濟學研究並無定論。企業生產力提高後還要視利率、匯率、通膨、景氣循環等企業外部因素，以及就業市場與人資發展的競爭力策略、稅後淨利率、現金流量充足率與穩定度等企業內部因素，才能決策提高工資。換言之，生產力提高後工資不一定提高。

　畢竟，有些企業比較重視淨利及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而非員工福利與企業社會責任（CSR）。觀察西式企業工資管理，傾向發給董監事與高階主管漲幅更高的薪酬；這現象若普遍存在多數知名或大型企業文化中，可能讓基層員工及無法擠進這類企業的廣大受薪族、反過來對高薪族心生酸意或敵意，有貧富差距與M型化階級緊張加劇的風險；輿論常見，那些樂得領高薪的管理高層們所經營的虧損連連或成長無期的公司，苦了投資散戶大眾，並引發道德批鬥。

誠然，勞動市場永遠難完全自由平等，工資也屬於管理文化的決策；對政策制定者而言，也像是人權層次上的宣示。賴揆就是在詭譎的台灣工資經濟學上做了政治正確的宣示，可為民調與社會期待加分；但不等於美好社會快誕生。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25條指出「人人有權享受其本人及其家屬康樂所需之生活程度，舉凡衣、食、住、醫藥及必要之社會服務均包括在內；且於失業、患病、殘廢、寡居、衰老、或因不可抗力之事故致有他種喪失生活能力之情形時，有權享受保障。」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席勒（Rober Shiller）在《金融與美好社會》書中卻反問這種「有權」享受生活，或像是老人或軍人年金、最低（基本）工資、失業保險等政策的「宣示」，常忽略如何獲得充足經費的問題：國內生產毛額夠高嗎？納稅人與國家預算可負擔嗎？全體國民同負的經濟風險需幾世代才能分攤呢？若受薪者選擇低於基本工資的工作、而非因工資政策而被迫失業，難道不也屬於人權？

建議政府，更聚焦長期且能提升台灣人力整體素質及其工資水平的政策，並減低數位經濟與人工智慧（AI）科技對未來勞動市場的衝擊，例如可研議：小學起必修資訊科學與程式語言課，中學起增加AI數位製造職訓與擴大重點職校招生，獎助大學生到企業實習數位創新及內部創業，給予最可能被AI取代的各行業職務數位科技再教育；特別輔導中小企業規模製造業與服務業快速朝網路化、行動化、AI化以及更高人力獨特度與業務效能化的方向轉型，並加速設置國家級數位經濟AI創新產業實驗聚落。深信這些是台灣的未來人力資源創價工程，能為勞動市場與產業界培養更高工資人力，並能創造更多且更高工資的就業機會。

盼望產官學各界對工資不只是言詞爭鋒，而變成席勒所說，工資是「某種獲得尊嚴和尊重的權利」，也像說到人權時一樣，變成政治化口號，脫離了產業實務，也不利勞動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