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1984年夏天來臺灣學習中文，認識臺灣已經超過30年，也成了臺灣女婿；就我多年的觀察，臺灣和荷蘭有許多共同之處：地狹人稠、沒有龐大的內需市場，但仍然透過海事文化，發展出傲人的經貿成績，並且享有民主開放的社會。

　2年半前，荷蘭政府派任我當代表駐節臺灣，我就思考要如何把適用臺灣的荷蘭經驗一起帶來。我在研究思索時，發現荷蘭因為自然資源匱乏、廢棄物處理困難，因此積極推動「循環經濟」，已經領先許多國家。

　透過荷蘭政府的政策報告，我了解循環經濟並不只是回收、再利用，而是在生產、製造、興建之前，就致力設計出「零廢棄」的政策和系統，不輕易拋棄仰賴進口原料製成的商品；而荷蘭政府更估計，推行循環經濟，可以創造5萬個全新工作機會、帶動70億的產值，目標要在2050年要達到全面循環經濟。

　我回頭看臺灣，回收率高達6成，在世界上排名第3，卻仍有能源、資源不足的問題；而根據OECD的調查，臺灣人外移的人口中，大專畢業生的比例也是6成，比率世界第1，缺乏翻轉企業、留住人才的動力。我相信循環經濟是臺灣很好的契機，荷蘭要達到循環經濟，一定要與國際合作，因此我開始積極推廣。

　之前荷蘭駐台辦事處已和財團法人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TCEN）簽署備忘錄，每年也都組織代表團，邀請各產業的循環經濟專家，來臺分享經驗，已經累積超過20家企業和政府單位。我也和臺灣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間團體、產業機構，在全臺各地分享荷蘭在循環經濟所做的努力。

　經過2年來的推廣，我看到許多臺灣的新創公司、跨國企業、政府單位，都已經積極的在實施、推廣循環經濟，而臺灣的產、官、學界，也愈來愈多人懂得循環經濟的道理和運用。臺北市長柯文哲1月訪問荷蘭實地考察後，更明確表示要把循環經濟引進臺灣的首都。

　當然，循環經濟要能成功，除了政府積極制定法規政策外，必須要各方共同齊心合作才能落實。

過去，荷蘭人填海造陸，要靠實際的努力抽水、合作築堤，才有長久生存空間，因此培養出「圩田模式」（Polder Model），消除各方的歧異、產生共識；而長久以來，企業、學界、政府共同合作的「三螺旋」模式，也讓各界組成共同平台，共同討論、研究循環經濟。2017年荷蘭的全國性原物料協議，就有325個產官學單位簽署。

　邁入2018年，我們除了持續協助臺荷雙邊交流，更打算將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荷蘭館，作為落實循環建築的展覽品，期許荷蘭館是臺灣第一座示範建築，展示建材如何可以完全回收、再次循環利用。我們將持續集結荷蘭、臺灣雙邊對於循環建築的知識與設計，希望能啟發臺灣的營造業和建築業，邁向循環建築、創造新的商業模式，成為亞洲邁向循環經濟的先驅。

　4百年前，荷蘭人來到臺灣做生意，讓臺灣成為僅次日本貿易額最高的亞洲據點；直到今天，荷蘭仍是臺灣第13大貿易夥伴，也是投資臺灣第二大的歐洲國家。我希望面對新世紀的挑戰，無論是循環經濟、離岸風電、農業技術、高科技或是新創產業，臺灣和荷蘭都能繼續攜手合作，成為世界的領航者。